從事二手書店的經營，在經濟上確實是件辛苦的事，然而，在生活上，可以說是一件相當幸福的事。尤其對我這樣一個不愛出門卻又很想認識世界的人來說。
因為文邑，我認識了許多過去不會接觸到的人，當然，人如此，最常跟我相處的「書」就更是如此了！前些日子收到了將近兩百本的「音樂書」，從市售的鋼琴入門樂譜，到樂理上的和聲學，更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珍貴琴譜，有英文、簡體字、義大利文、法文、德文等，在整理的過程都覺得自己跟著這些樂譜環遊了世界！可以見得原書主人對音樂的用心和熱愛，只恨自己是個音癡，並不能真正體悟到這些音符的力道和優美。在這樣讓我尷尬的書籍中，我見到了一絲絲可以窺視音樂之美的機會——就是這本由許常惠老師所著的《台灣音樂史初稿》。
《台灣音樂史初稿》成書於1991年，其中收錄的諸多篇章更已超過三十年的歷史。雖名為音樂史，然而許常惠老師畢竟非歷史系出身，又此題之龐雜，誠如許老師於結語坦言的，其所撰的《台灣音樂史初稿》一書確實有諸多不夠精細之處，比如原住民族的樂理發展，以及日治時期的西方樂理引進脈絡等，都只搔到癢處，確實可惜；然而，許常惠老師對於樂理的專精以及對於中國音樂和台灣音樂的熱愛，兩相融合下，使這本書仍然有其劃時代的意義和價值——台灣樂曲的收錄。透過許常惠老師幾十年的田野調查，雖說其收錄的樂曲並不一定有按照發展脈絡進行蒐集，然而，因為許老師的樂理專長，使諸多原住民族樂曲、傳統樂曲以及日治時期民謠都得以被記錄下來，不僅是文字的詞句紀錄，更有音符的樂譜採集。正所謂術業有專攻，這樣的工作確實是需要由樂理的專家勝任啊！不可不謂是未來進行台灣音樂史研究時，相當可貴的史料。
「（１）古老情歌。
（２）我從山上下來，很疲倦，你對我說一聲：辛苦了。」（1967，許常惠採譜，屏東三地鄉，《老情歌（排灣族）》）
如上所引用之排灣族老情歌，就是由許常惠老師親自至屏東三地鄉進行田野調查，並且親自採譜，對於台灣音樂文化流傳的貢獻之深遠。
而我雖不懂樂理，卻也能受饋於許常惠老師的努力而接觸到這樣可愛的音樂！不可不謂是自許為台灣人、並且熱愛台灣文化發展的人的一大福音啊！
當然，如前所述，這樣一本書的撰成，除了是許老師一流的樂理專長外，還有許常惠老師對於土地的熱愛，缺少任一項，都無法成就這樣一本《台灣音樂史初稿》；其可貴就在於，既以台灣為本體研究音樂，又以音樂為本體研究台灣，這在台灣史研究或者音樂學研究上都是空前絕後但至關重要的創舉。
書中除了大量收錄台灣樂曲，使其免於漸漸無人傳唱然後失傳的命運，更吸引我注意的是後半段許常惠老師對於台灣音樂發展的制度面的批判！可見得他真真是一位愛音樂也愛台灣，甚至是愛整個亞洲的大師。
「當時我們都互相感到驚奇，因為我們是地理上最鄰近的國家，卻是作曲上最不熟悉的同行音樂家。……這兩次經驗給我的心裡衝激很大！我們都是亞洲人，無論在地理、歷史、民族及文化上，我們都要比西方人接近的。然而，在我們每天的創作工作上，我們卻只注意：法國的普雷茲、德國的徐特克豪森、或美國的凱治的一舉一動，而從不聞不問：『鄰近亞洲國家的作曲家同行在做些什麼？想些什麼？』組織亞洲作曲家聯盟的構想是由此出發的。」
「林懷民不僅在雲門的首次公演上說得很清楚，而且他進一步說：『以中國人作的音樂，由中國人編舞，跳給中國人看！』」
許常惠老師三十年對台灣音樂研究的批判，放在現下的時空背景，看來仍是整體台灣社會，不僅僅限於音樂圈的通病。可以見得，整個亞洲地區都還無法跳脫「歐美」這個牢籠，雖然南韓電影《寄生上流》才剛奪下奧斯卡年度電影，寫下了亞洲娛樂創作史重要的一頁（延伸閱讀：「這次的肯定，是不是代表這個世界上，有太多人不是看了《寄生上流》感到窒息，而是他們就正在窒息？」寫下歷史的《寄生上流》，寫的是什麼？）然而，以亞洲地區為本體的研究也好、創作也好，都仍是太少太少，甚至連《寄生上流》也可以見到不少歐美的痕跡。這樣的問題，許常惠老師三十年前就提出來了，雖然令人感慨我們至今仍無法徹底褪去這樣的標籤，然而，許常惠老師成立了「亞洲作曲家聯盟」或者是更用心的投入以台灣、以亞洲為主體的音樂研究等，對於東亞地區的主體意識的提升絕對是功不可沒的。
而倘若沒有像許常惠老師這樣在更黑暗的時候仍願意前進的前輩們的努力，又何來更光明的路呢？
到底都是對於這樣的前輩感到欽佩，縱使我對音樂一竅不通，仍是秉持著史學家的態度，深信每一分的用心都會成為未來「天時地利人和」的一個微小但不可或缺的分子。
「這次初中音樂課的刪減，主要起因於升學主義，因為音樂課對大專的升學考試無關緊要，以至初中音樂課刪至最低時數一節。」
最後，我想討論許常惠老師在結語提到的1961年教育部將音樂課從兩節刪減到一節的事件。台灣升學主義病態人人皆知，然而，該從什麼時候開始算起？我想這樣的事件就是一個重大的轉捩點了吧！誠如我開辦文邑二手書店的初衷一樣，閱讀、音樂、創作、運動、學習，這些事情都是個人的一生、人類的文明中，至關重要的事情；然而，我們卻發展出了效益主義，並且把觸手伸到了這些領域，想要用「利弊」這個判准給世界的一切打分數。
就是在這樣的病態下，升學主義誕生了，而這些「沒有目的」的事就自然而然成了「沒有意義」的事，接著，他們就變成了「沒有價值」、隨時可以被取代或刪去的事了。
刪了一節音樂課的台灣變成什麼樣子呢？我該如何論證這樣的弊害？
台灣的ＫＴＶ總是五音不全嗎？台灣流行音樂素質一蹶不振嗎？該如何把帽子扣在「刪了一節音樂課」上？而扣不上的就表示毫不相干嗎？
這讓自許為教育者的我又思考起「教育」的意義，或者說，如果真的事事都要有目的，那「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如果六十年前沒有做這個決定，現在的台灣會是什麼樣子？如果台灣是個每周有三堂音樂課的國家，又會是什麼樣子？
我想起上一本書《順民與公民：與台灣民主同行》裏，作者余杰說的話：「歷史不能假設，但可以想像。」我想，任誰說這樣一句話，都是感慨萬千的吧！
書籍資訊：
1991，許常惠，《台灣音樂史初稿》，全音樂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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